所有这些，与学界大而化之的法理学并不是一回事。
三、意识形态的社会黏合功能：对普法意义的重新定位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为普法寻求新的意义定位，否则普法将成为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及时间成本但却收益不大的亏本买卖——在笔者看来，这种新的意义定位最终应建立在意识形态的社会黏合功能之上。[2]218然而，知法，守法并不是支撑普法的唯一命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普法的支撑命题开始转化为知法，维权，守法。
众所周知，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权利及维权成为热门词汇。[3]此时，在法治理想主义者眼中，似乎就应该将板子打到法律制度的供给上，只要制度供给上去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具体就普法来看，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社会粘合功能，而法律总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因此，以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为直接目标的普法在本质上就是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但个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将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统领，形成团结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更是让代表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法律获得内在认同，使普通民众实现从知法到守法转变。[11]实际上，在国内的普法研究中，亦有学者通过意识形态功能视角对普法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将普法定位于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可以有效化解上述消极后果。
[12]有学者则强调，‘普法是配合立法的政治动员，是长程‘建国运动在晚近的侧翼支应具体就普法来看，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社会粘合功能，而法律总是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关，因此，以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黏合功能为直接目标的普法在本质上就是将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中，不但个人心中权威的意识形态将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统领，形成团结统一的社会共同体，更是让代表主流法律意识形态的法律获得内在认同，使普通民众实现从知法到守法转变。因此，说在一个宏大的法律学术概念下没有足够的文献来支撑EPF研究的重大扩展是不正确的。
他 向老师射击然后再次跑出去，手里仍然拿着香槟。英国的奥姆罗德法律教育委员会明确将促使（学生）能够处理事实并将抽象概念运用其上所必须的知识训练包含作为第一或者学术阶段的一大目标。[24]威格莫尔自己的《司法证明原则（后来改为科学）》则遭遇了更为诡异的命运。[59]阐释性传统之韧性部分在于它已经（或者被认为已有）一个稳固的内在融贯性。
然后，这位老师死而复活，让班里的学生写下他们刚才所目击的一幕。这种研究的原材料是法律的主要渊源。
另一方面，被视为铅管工人、一名一本正经的、注重实际的技术员的律师形象。富有特色的是，精选的重大案件已经提供了原材料——Sacco and Vanzetti, Alger Hiss, Tichborne, Hanratty以及最为重要的是Bywaters and Thompson已经被证明相当适用于此类练习。这一领域的其他先行者们已经勾勒出类似的框架，只是在细节和重点上有所不同而已。[33]他采用了庭审律师的立场，该律师身处的时刻是可采性问题已经被处理完了，证据已经都就位了，而该律师为自己提出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说服陪审团应该或者不应该相信争议中所主张的事实。
并没有上帝会来震怒，但恐惧并非空穴来风：EPF的潜在支流是无穷无尽的，认真对待事实是一项令人敬畏的探索。学生将不会觉得它是有趣的或者容易学的。对这类课程的潜在用法、选择的标准以及技能的类型和其有助于发展的意识在某些方面与法律报告存在重大差别。像库克（Cook）和摩尔（Moore）这样的科学家则低估了他们为自己所设定的任务的艰巨性。
在一个合理而又有序的世界中，人们可能期望教育上发展的自然顺序是：首先，一些初步的理论化。仅举一例：大多数法学学生和律师都乐意承认不懂数学。
第三，尽管威格莫尔的教育目标是价值无涉的职业性教育，但从这样一种学习中所能学到的主要课程将满足大部分自由主义教育家的标准。本文是1980年九月在庆祝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大学法学教员的Begbie Building启用典礼上所发表的一个演讲，曾发表于N. Gold (1982) 和34 Jo. Leg. Ed. 22 (1984)。
但这并未削弱这种一般进路的有效性。他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Irrelevant Rebuttal）的策略,抓住对学位名称的反对意见并作出重大让步：它并不一定是个学士学位，他说，有美国这么好一个先例将大学生法律学位称作博士学位。但我将认为有关争议性事实问题的推理的认真研究与法律问题方面推理的研究一样重要，在智识上也一样费神。由于事实问题是由相互冲突的主张构成的，由主张之肯定和否定所组成并且通过主张之证明和反驳来加以裁判，你需要一些有关主张之性质、主张之间所能获得的关系之性质、事实问题之特征的性质以及证明与反驳之性质的知识，也就是一些逻辑学知识。让我们将这些观点分别称之为：我们已经做了，太轻松和太困难观点。[63]当发展出这样一个理论的时候，那么杰里米•弗兰克的想象——其更为稳健的方面——在实践中也将实现。
在核心课程方面，研究的起点和主要科目都是规则。当然，概括是困难的，因为无论是项目还是对于某一项目中的学生个人体验即便到现在都是具有很大变化的，而且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
这些技能有一部分可能是道德无涉的、不道德的或者容易被滥用这一点并不是在学院中不处理它们的充分理由。最后，年龄最大的那位成员开口说话了。
法学院只应该教授法律。[38]在当前语境下，威格莫尔的科学出于许多原因而至关重要。
特别是，杰罗米•迈克尔有关程序与证明的分析层面的课程代表着一种未曾盛行的模式的一个清晰例子。[23]这实际上达到了被私人出版限量发行的阶段，但完全版却从未获得完全出版，也许是因为包括威格莫尔在内的评审人因为其不具有实用价值而否定它。将这一负担丢回给通识教育和法学院入学要求也是不现实的。它为案由的整体组织，挖掘出未阐明的、常常令人可疑的命题以及描绘所有相关证据间的所有关系提出了一种受训式（disciplined）进路。
因为理论化的一个主要功能便是提供融贯性—将联系描绘出来并发展出一个系统的、内在一致的整体看法。[41]威格莫尔的科学仅仅是一种在法学教育内认真并系统地处理事实问题的努力的一个例证——但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
首先，清楚思考和一般知识的一些方面需要发展到一个特别高的标准。[25]从挑剔的眼光来说，它被很好地接受了，但据我目前所发现的，在威格莫尔生前，它从未被任何其它法学院采用过一次以上。
简言之，包含一个两阶段的过程：首先，所有被学生考虑为与某一争议性事实潜在——无论直接还是间接——相关的证据都必须被以简明事实命题的形式表述出来。从整体上说，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和遗忘了。
现实主义者之所以对传统不满的原因在一些重要方面是多样化的——一个基本的考虑是实务者本位主义的：如何缩小法学学术与法律实践日常现实之间的鸿沟？另一个则是科学本位的：如何发展出一套经验主义的、研究导向的、远离实务者之日常关注的法律科学？一些现实主义者着重以改革的角度批评现行的法律制度、规则和实践。问题或许可以叙述如下：至少从杰罗米•弗兰克时代起，投入上层法院的争议性法律问题的精力总量与投入一审审判、其它裁判（tribunal）以及常规法律程序之上的精力总量存在着一种不平衡，这已经为大家所公认的了。几乎毫无例外地，它们都被矗立成教师个人短暂贡献的纪念碑。第一，学生被教会去区分哪些是实质上重要和哪些不是实质上重要的事实。
在这里我只想说我对于EPF直接进路的推崇和我在传统法律分析和解释方面是一样的。第四，它在一个重要的知识传统——英国经验主义——内提供了一个融贯的——如果不是充分证明的话——的理论，它可以与那些更容易地契合于如新康德学派、黑格尔学派或马克思主义进路这些哲学传统的视角和思想形成参照和对比。
与此相似的是，可以在有关诊所法律教育的文献[9]和美国最近有关律师资格的辩论[10]中发现许多具体的建议。[46]这在哥伦比亚由杰罗米•迈克尔更为理论化的进路所补充，这种进路，唉，在后来已经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它只是一个几乎绵延不绝的传统中最具争议的而已：这包括德国学者胡果•穆斯特伯格所倡导的科学实验心理学。从密尔的《逻辑学》到乔纳森•科恩的《可能的与可证明的》。
